不住的。”
堂內眾人闻言皆頷首沉吟，在座的不是久歷宦海的官员，便是洞悉世情的士绅，绝非轻易被言辞蛊惑之辈。
他们稍一思忖便豁然开朗，自汉以降，儒家虽渐成正统，牢牢把持著思想舆论，可真到了治国理政的实处，从来都是“儒皮法骨”。
那些饱读儒书的官员，一旦坐上理政的位置，便会明白光靠“仁义道德”管不住贪腐，镇不住刁顽，终究要拾起法家的规矩来。
实际上，儒家后来虽然一家独大了，儒家从上到下控制了歷朝歷代的思想，但在治国理政上，也始终是採取“外儒內法”的手段。
因为就算是那些学儒术、考儒学、拜儒教的人，一旦坐到那个位置上，他们也会明白，得用法去治理天下、约束上下。
所以法家从未消亡过，无论汉隋唐、宋元明清，代代皆是如此。
只不过后世君王汲取了秦朝“专任刑法”而速亡的教训，不再把“法”摆到檯面上耀武扬威了，而是让它藏在儒袍底下，成了治国的一副“隱形骨架”。
可这“独尊儒术”的旗號，终究是从根子上禁錮了思想。
即便官员们在实务中不得不用“法”，可主导他们言行的思想核心，依旧是儒家那套既定的框架。
杨灿今日便是要借著这场雅集，亲手撕开这层偽装，掀开那袍子，露出那不可示人之物。
他心里清楚：若不是崔临照这位天下名士在此，今日这场文会不过是陇上文人的一场小打小闹。
即便此番言论传扬出去，也只会被中原硕儒付之一笑，连批判的兴致都欠奉。
可有崔临照背书，今日这番话便如同长了翅膀，必然能传遍天下，引动学界的惊涛骇浪。
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如今儒术尚未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只要思想声潮足够大，那些身居高位、实则行法家之实的人，便能借著这股势头撕下儒袍，公然站到推崇法家的阵营里来。
国家运作模式或许不会因此立刻大变，但至少能撼动“独尊儒术”的根基，让思想的闸门多打开一道缝隙。
法家只讲规矩行事，可比儒家那套深入骨髓的思想束缚，要自由得多。
灿静立片刻，给眾人留足消化的时间。
汉朝“外儒內法”的例证俯拾即是，无需他逐一列举。
更何况如今儒术尚未僵化，即便推崇儒学的人，也还没有变成食古不化的腐儒。
便是科考只考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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