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二月下旬，上海的冬天还在作最后的挣扎。
陈河生坐在火车上，靠着窗，看着外面的平原。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像一块脏兮兮的棉絮。田里的麦苗刚返青，稀稀拉拉的，绿得不精神。沟渠里的水结了冰，薄薄的一层，灰白色的，像一条僵硬的蛇。他从洛阳上车，已经坐了十几个小时。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站着、蹲着、躺着的都有，空气里混着各种味道——汗味、烟味、泡面味、脚臭味，浓得化不开。但他已经习惯了。四年了，每年两趟，从上海到洛阳，从洛阳到上海。这条线，他闭着眼睛都能走。
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跟他差不多大，穿着一件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手里拿着一台随身听，耳机塞在耳朵里，身体随着音乐轻轻摇晃。他偶尔摘下耳机，跟旁边的人说几句话，说的是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他在上海做生意，卖电子产品，说是从深圳进的货，拿到上海卖，一台能赚好几百。河生听着，觉得这个世界变化真快。他还在学校里读书，人家已经开始做生意赚钱了。但他不羡慕。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不是做生意的料，他是造船的料。
火车过了南京，天亮了。太阳从云缝里挤出来，照在江面上，灰绿色的江水闪着光，像一匹抖开的绸缎。江面上有船，拖轮、货船、驳船，一艘接一艘，突突突地开着。河生看着那些船，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亲切感。船，就是他这辈子要做的东西。不管是大船小船，货船军舰，都是他的命。
到上海的时候是上午九点。他背着旅行袋走出火车站，天已经大亮了。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冷，钻进脖子里，凉飕飕的。他缩了缩脖子，加快脚步，走到公交车站。15路车来了，他挤上去，站在车厢里，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护着旅行袋。车窗外的街景慢慢往后退——南京路、外滩、十六铺、徐家汇。他看了四年了，每一栋楼、每一棵树、每一盏灯，他都认识。但他还是喜欢看。看那些高楼，看那些车流，看那些人。这些人，这些楼，这些车，都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他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
到了学校，他走进校门。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但枝条上已经鼓起了芽苞，小小的，嫩绿的，像一个个小疙瘩，憋着劲儿要往外钻。草坪上有了绿色，枯黄的草下面，新草冒出来了，细细的，软软的，像婴儿的头发。他走过图书馆，走过教学楼，走过操场，到了七号楼。楼道里很安静，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
推开宿舍门，里面空无一人。床铺都空着，光秃秃的床板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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