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盖上被子。窗外的月亮照进来，照在他脸上，白花花的。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河生去火车站买票。排队排了两个多小时，买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硬座，九十二块——又涨价了。他把票揣在兜里，心里踏实了。
走之前，他跟方卫国见了一面。方卫国也考完了，考得不错，班级第一。他请河生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饭，点了四个菜，一瓶啤酒。
“你什么时候走？”方卫国问。
“明天。”
“我后天。你先走。”
两个人喝了一杯酒。方卫国说：“河生，你知道吗？香港回归那天，我在学校看的直播。哭了。不丢人吧？”
“不丢人。我也哭了。”
“河生，你说，咱们以后能去香港吗？”
“能。”
“什么时候？”
“等咱们有钱了，有本事了，就去。”
方卫国笑了：“好。到时候，咱俩一起去。看维多利亚港，看会展中心，看回归纪念碑。”
“好。”
两个人干了一杯。方卫国说：“河生，你知道吗？我这学期在校报发了八篇稿子，有一篇写香港回归的，上了头版。编辑说，要给我发一个奖。”
“什么奖？”
“还不知道。但不管什么奖，都是荣誉。”
“嗯。”
“河生，”方卫国忽然说，“你说，咱们以后会不会忘了今天？”
“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今天是香港回归的日子。是咱们哭过的日子。是咱们高兴过的日子。一辈子都不会忘。”
方卫国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举起酒杯：“说得好。为香港回归，干杯。”
两个人干了杯。
第二天，河生上了火车。还是硬座，还是二十多个小时，还是挤得满满当当。但他不觉得苦了。他习惯了。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平原。麦子快熟了，黄澄澄的，在风里摇着。玉米长起来了，一人多高，一排一排的，像列队的士兵。远处的村庄在阳光下白墙灰瓦，树影婆娑。
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温温的。
德顺爷，我回来了。我入党了。我考了第一名。香港回归了。我回来了。
火车轰隆隆地响着，带着他，往西，往河南，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