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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华亭。
“……家里原有八亩薄田，隆庆元年那，徐家的管事带着人来，说我家男人欠了徐家当铺三十两银子，连本带利滚到了六十两。我家哪有六十两？他们就说——拿地抵。八亩地，他们只算了十二两。”
书吏在旁边飞快地记着。
“我男人不肯画押，他们就把人拘走了。关在徐家庄子里的柴房，三天三夜不给水喝。第四天放回来的时候，押已经画了——那不是我男人的字，他不识字！是他们掰着他的手指头摁的印！”
敞厅里安静得只剩笔尖划纸的声音。
海瑞没说话。等着。
老妇人的头埋在地砖上，声音哽咽：“后来我男人去县衙告状。纸递进去，三天后有人来传话，说县太爷让我们别告了。为什么不让告？因为那案子到了县太爷案头，徐家二公子递了话过去……”
“哪个县？”
“华亭县。时任县令……姓何。”
海瑞翻开桌上一本册子，手指划过去，停在某一行。
华亭县，隆庆元年，知县何启明。
“你男人现在人呢？”
老妇人伏在地上，半天没出声。
“死了。”终于挤出两个字来，“去年冬天，冻死的。没了地，没了房，住在城隍庙后头的草棚里……一场大雪，没撑过去。”
海瑞把册子合上。
“下一个。”
幕僚把老妇人扶起来，从侧门带出去。下一个进来了。
一个瘸腿的中年人。
“小人是嘉兴府人，也是告徐家——他家的管事放印子钱，九出十三归，我借了二十两，三年翻到一百六十两还不完，田被收了、屋被拆了，我拦着不让拆，被他们打折了腿……”
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
海瑞坐在那把公案后面，一个接一个地听。
三天。
他审了三天。
白天坐堂，晚上回东厢房整理供状。
每一份都亲手过目，每一个名字都用朱笔圈了。
第三天夜里，油灯熬到三更。
幕僚给他端了碗粥进来，放在桌角。海瑞没碰。
桌上摞着三摞供状，按地域分开。
松江的最厚，有小臂那么高。
嘉兴的次之，杭州的薄一些。
但无论哪一摞，翻开来看——十桩里有六桩牵着同一个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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