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把最后一份底稿的校对记录锁进柜子里，拧了两圈铜钥匙，才发觉手指头僵得快握不住东西。
从腊月二十八到今天，十一天，他几乎没怎么离开过新闻部的值房。
年夜饭是衙门里的杂役端来的，他蹲在门槛上吃完，接着回去核对银票票号。
大年初一那天，外头鞭炮震天响，他在灯下把孙茂德的供词和范家账簿逐条比对，墨汁干了三回，砚台上结了一层薄冰。
如今事情了了。
海瑞站起来，腰椎“咔”一声响，疼得他龇了下牙。
值房里的炭火早灭了，没人续，也没人敢进来——这十来天，新闻部上上下下都知道海部长脾气不好，稿子里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要被打回来重写，没人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触他霉头。
他裹紧棉袍，推门出去。
外头的日光白晃晃的，照得他眯了好一会儿才适应。
正月初八，年还没过完，衙门口的灯笼还挂着，红绸子被风吹得卷了边。
海瑞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家里米缸见底的时候，他老娘会把缸盖敲得山响。
十一天没回去了。
他老娘今年七十三，耳朵还灵，眼睛也没花，就是脾气越老越硬。
上回他连着三天没回家，老太太让邻居捎了句话过来，只有五个字：“死外头算了。”
海瑞把袖子拢了拢，迈步往前门大街走。
不急着回家。
先买点东西。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来数了数——俸禄改制以后，他一个月的薪俸折银下来有一百二十两，年底还有考绩的额外津贴。这笔钱搁在以前是不敢想的，他当淳安知县那会儿，全家一年的开销不超过二十两。
布包里还剩三十多两碎银，够了。
前门大街上人挤人，比平时还热闹。
报纸的事儿发酵了一整天，街面上到处都有人扎堆议论，卖糖葫芦的老头举着草把子从人缝里钻过去，嘴里喊着“冰糖葫芦嘞——”，没几个人搭理他。
海瑞先去了粮铺。
铺子里的伙计正在给一个妇人称米，见有人进来，头也没抬：“您要什么？”
“十斤白米，五斤小米。”
伙计手脚麻利地舀米过秤，装进布袋子里递过来。
海瑞接过去，掏银子。
伙计抬头看了一眼，手上的动作顿住了。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