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辗转找到了我，把录像带交给了我。画面中的人，一个是孙德胜，另一个是郑国良。录像的时间，是矿难发生前三天。也就是说，在矿难发生前三天，郑国良和孙德胜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三天后，矿难发生了。这不能直接证明郑国良是主谋，但足以证明他和孙德胜之间存在非同寻常的联系。如果配合其他证据，比如银行的转账记录、孙德胜的日记、以及其他矿工的证言，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郑国章拿起那张照片复印件，看了很久。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但表情依然克制。
“这份证据，你从哪里得到的？”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老矿工。他当年是矿区档案室的管理员，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休，躲过了后来的清洗。他保存这盘录像带十五年，一直在等一个能替他讨回公道的人。他找到了我。”
“他知道录像带的内容吗？”
“知道。他当年就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这段录像，意识到矿难可能另有隐情，才偷偷复制了一份。但他不敢声张，因为郑国良当时已经是省发改委的领导，权势熏天。他怕报复，所以一直沉默。直到他听说我在查矿难的真相，才通过中间人联系了我。”
郑国章放下照片复印件，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肖总，这份证据，你打算怎么用？”
“这取决于您，郑秘书长。如果您愿意兑现昨天的承诺，秉公执法，不徇私情，那么这份证据，我会和专案组共享，作为追究郑国良刑事责任的一部分。如果您不愿意，或者试图阻挠调查，那么这份证据，我会直接交给纪委和媒体。到那时候，局面就不是您我能控制的了。”
办公室里陷入了一段漫长的沉默。郑国章重新戴上眼镜，看着肖遥，眼神复杂。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不，我是在给您一个选择。您是选择维护家族的荣誉，还是选择维护法律的尊严？您昨天说，您想赎罪。现在，机会就在您面前。”
郑国章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沉默了很久。当他再次睁开眼时，眼神里多了一种决绝。
“录像带的原件，在哪里？”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我出了任何意外，它会自动发送给至少五家媒体和三个政府部门。所以，您最好不要动什么不该动的念头。”
“我没想动什么念头。我只是想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份证据。”
“等时机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