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八点至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省城，军区总医院，重症监护室。
手术成功了。但苏晴没有醒。
术后最初的二十四小时，是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苏晴在术后六小时脱离了呼吸机，恢复了自主呼吸。她的各项生命体征——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都稳定在正常范围内。术后复查的头部CT显示，基因载体注射部位没有出现出血、水肿或其他结构性损伤。免疫指标在术后第三天回落到了安全水平。从任何一个客观医学指标来看，这台手术都是成功的。
但她没有醒。
术后第二天，苏晴的意识状态开始引起医疗团队的警觉。她能够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按压她的指甲床时，她会皱眉；用棉签触碰她的角膜时，她会眨眼。但这些反应都是反射性的，缺乏自主意识的参与。她不会睁开眼睛，不会按照指令活动手指或脚趾，不会对呼唤她的名字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回应。她像是沉入了一场没有梦的深眠，身体还活着，但意识已经退到了一个无法触及的地方。
术后第三天上午，刘主任组织了全院多学科会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的专家齐聚一堂，对着苏晴的病例讨论了整整两个小时。讨论的结果并不乐观——苏晴的脑电图显示，她的大脑处于一种被称为“最低意识状态”的过渡区域。她既不是完全的植物状态——因为她的脑干反射完好，对外界刺激有反应——但也不是正常的意识状态。她卡在两者之间，像一个被困在浅滩上的溺水者，既无法沉入海底，也无法游回岸边。
刘主任在会诊结束后，单独约谈了肖遥。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摊着苏晴的脑电图报告和会诊纪要，表情平静但带着一种无法掩饰的沉重：“肖先生，我需要向你坦诚地说明目前的情况。苏晴的手术在技术层面是成功的——载体植入精准，免疫反应可控，没有出现任何手术相关的并发症。但她的意识没有如期恢复。这种情况，在类似的基因治疗临床实验中并非没有先例。有些患者的意识恢复会延迟，可能几天，可能几周，甚至几个月。但也有少数患者，始终没有恢复。”
肖遥坐在他对面，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她醒过来的概率有多大？”
“没有统计数据。因为这类实验的样本量太小，无法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结论。从我个人的临床经验来看，如果术后一周内仍然没有恢复意识，那么后续恢复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但这不是绝对的。我见过一些患者，在术后一个月甚至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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