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结构性对接，为下一轮中枢审议提供更完整的实证基础。”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窗外长安街的梧桐树已经绿了很久，从深秋到初夏，他在这个办公室里经过了整个冬天。公文包里那份发黄的论文复印件还在——附录B的推导末尾，三十八岁的他划了一道线，旁边打了一个问号。现在他知道那个问号不是针对数学推导，是针对数学之外的变量。变量仍在变动，季度评估不是终点。但他今晚坐在这里，第一次觉得那个问号不再那么沉重——不是因为它被解答了，是因为有人把他划下的那条线，从公告里的二分之e变成了登记系统里一行行带星号的考生名字，变成了诉讼档案里逐页累积的排异评估报告，变成了正在征求意见的条例草案。线还在，但他现在知道那条线并不是终点。它被更多人的手推着，正在一寸一寸往他曾经只敢在脚注里写下的方向移去。
他合上文件夹。
窗外，长安街上的车流在傍晚的逆光中汇成一条细长的河，每一条车道的尾灯都亮着同一种红色。他闭上眼，听到了几千扇窗户后面键盘还在敲——有的在写条例草案，有的在回律师函，有的在填随访数据。那些敲击声非常轻，但他听得很清楚。他把台灯调暗，靠在椅背上。季度评估不是终点，立法预研不是终点，那两份并排放在桌上的信也不是终点。但它们都是同一条路径上的标记——一条从临界阈值出发、正在被更多人用各种方式继续向前延伸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