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拱二年春二月，皇帝下诏，康宗梓宫起行，南下汝州，葬于平陵。至出发时，刘文澎的御体已经在垂拱殿躺了差不多十四个月了。（太宗陵寝位于泽州，曰元陵。）
而随着刘文澎下葬，也意味着大汉帝国彻底告别康宗时代，正式迎来属于刘文济的时代。返京不久，刘文济即下了一道“宣政诏”，明示天下，这是在登基一年之后，刘文济正式向内外上下臣民传达他的治政理念与施政纲领。
诏文很长，内容很多，但精炼下来的意思，却清晰简练。总的来说，就两句话：罢平康之政，匡康宗之失。
过去的一年，朝廷在运转上，还是基本维持着平康时代的模式，但比起平康时代，朝堂之上却是截然不同景象，自皇帝以下，所有忠正之臣、有识之士，都在反思康宗朝出现的问题，以为殷鉴。
关于这方面的事务，前前后后，刘文济收到了几百道奏章，仅从奏章上看，很多大臣的确做出了深刻而认真的思考，可谓痛定思痛。虽然不乏对刘文济的劝谏，但这股风潮，他却在默默地推动，写得好的，还专门拿出来推荐给大臣们看，交由宣慰司刊发。
因此，有了差不多一年的酝酿，刘文济又选在康宗下葬之后，来表明心迹，阐明用政思想，自然起到不同凡响，拥护者甚多，至少在有康宗打底在前，刘文济表现得可太有明君风范了。
然事实上，即便已经坐稳皇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皇帝权力的事务上，刘文济依旧显得谨慎。他只是在康宗“无为”的基础上，增添那么一些微的“有为”。
而在具体的操作上，刘文济也只明确提出了四点：禁奢靡，倡简朴，废大工，树新风。
禁奢靡与倡简朴实则是一体的，只不过比起太宗时期的严格约束，严厉打压，刘文济态度与手段都要缓和几分，同时只在国资公费的支出上划红线，至于私财，只做提倡，未有强令。
废大工，单指康宗的“水晶宫”构想，自其驾崩之后，就停工了，民夫被发还，建筑物料废置，连临时工程营造指挥部都基本解散，一干营造官员及宦官，在停工的情况下，靠着先期拨下的款项，还快活了半年多。后来遭人举报，尽数被杀头。
关于西苑行宫的问题，实则有人建议继续修的，毕竟先期投入巨大，湖都已经掘出来了，宫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沉没成本太高，为免浪费，可修建完成，也给皇帝一个就近避暑纳凉的地方，哪怕仿东京的琼林苑。
然而，经过审慎思考，政治优先的原则站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