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并不回避自己的失误，这种性格很容易获得他人的好感。
西方政治就是这样，政治家不怕犯错，犯了错就要承认，很多时候甚至要勇于承担错误，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样会让自己看上去更有担当，才能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原谅。
反之，如果出现问题一味推诿责任，为了逃避责任甚至说谎，那就等于是犯了原则性错误，将错误直接上升到品格层面上，这对政治家的声望将会造成毁灭性打击。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和东西方的传统思想有关，东方对于“父母官”要求极为严格，大禹那样“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形象才符合东方人对于官员的定位，而西方普遍在这个问题上做法更加人性化，官员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错误，有时候出现污点反而并不是坏事，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只会让政客的形象看上去更加接地气，更加亲民。
如果从更深层次上分析，通过对错误的容忍程度，就能够看出东西方对于权力的态度，相对来说，东方人在权利面前表现得更加勇敢，而西方人在权利面前表现出更多的则是服从。
“我相信总统先生你一定可以的，实际上你的做法也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得到应有的理解。”李牧这句话真不是恭维，在原本的历史上，海斯在评价就远高于尤利西斯·格兰特。
相当于21世纪的美国，19世纪的美国是个彻头彻尾的“发展中国家”，既然是发展中国家，那么在一段时期内发生混乱也很正常，政府的廉洁程度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度而逐渐完善的，只要把蛋糕做得足够大，那么每个人分到的就肯定会更多。
“希望如此…”海斯的精神总算好了点，海斯也没指望能通过一次谈话就和李牧尽弃前嫌，到目前这种程度就够了，至少这是个不错的开始。
还是刚刚离开，在门口等半天的西尔维斯特马上走进来。
照例又是一番恭喜，严顺给李牧倒上一杯红茶，给西尔维斯特倒上一杯产自古巴的朗姆酒，李牧和西尔维斯特的谈话就从朗姆酒开始。
“今年的甘蔗取得了大丰收，朗姆酒的产量比往年更高，但增加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在财务报表上，所以里姆，我有一个请求，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圣地亚哥投资公司能帮助古巴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税务系统…”西尔维斯特从哈瓦那千里迢迢赶到纽约，肯定不仅仅只是为了参加李牧的婚礼这么简单。
古巴的种植园大部分都掌握在以李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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