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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的内阁和六部以“国库不丰”为由，联合反对，联名上疏劝谏，他父皇最后只好作罢。
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主要来自三个“共享”。
第一个共享是意识形态（儒家）：所有文官都读四书五经，信奉“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道高于君”。
这让他们在面对皇帝不合理的个人欲望（如昏庸、大兴土木）时，会天然地联合“谏诤”。
第二个共享是阶层利益：他们作为地主知识分子精英，天然会维护土地税收制度、科举选官制度，压制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势力。
比如说，武将，防止武人专政，以及宦官，防止近幸乱政。
第三个共享是规则与惯例：他们共同遵守“祖宗之法”、奏议流程、考核体系。
这套规则本身就会产生惯性，例如“廷议”的结果常常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多数文官的共识。
这三个共享，最终让文官在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即便没有经过任何事前商议，甚至也没有抱团，但是也依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正如所有人学习算术的时候，都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当他们再遇到一加一这个问题时，哪怕没有经过任何提前商议，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一加一等于二。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当所有人都信奉同一套理论，所有人都用同一套话语体系思考问题，那么他们就会在没有任何事前协调的情况下，做出完全一致的判断。
朱厚照的目光从太液池的水面上收回来，落在自己面前的书案上。
他伸出手，拿起那摞试卷中最上面的一份，随手翻开，看到了上面那句熟悉的话——“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和平，此十二字者，非孔氏一家之私产，乃天下万民共秉之良知。”
他看完那句话，然后放下卷子，靠在椅背上，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那是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容，带着一种复杂的、说不上是感慨还是别的什么的表情。
吕柟之所以会写“圣道在德不在血”，是因为他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
朱熹在《四书章句》里写过：“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
陆九渊说过：“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那些话被写进书本里，被一代又一代的先生们反复讲解，被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反复背诵，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不用思考就能得出的结论。
所以当殿试的策问题目摆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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