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又站了一会儿。乡里干部说的那个词他在公告栏上见过——乡镇企业。
他晚上回到家里把账本翻开了。他把铅笔拿在手里——削得只剩半截的铅笔，拇指在笔杆上来回搓了两下。他把账本翻到背面，在最后一页上写了四个字。
铅笔画在纸上有一点涩。横笔先落，竖笔跟上。“镇“字的结构第一次写的有点散，左边的金字旁和右边的真字中间空了一截。他拿铅笔把间距重新走了一遍——没写新的字，是把“镇“字的架构在脑子里改了。
他把账本合上了。
建国是在课堂上听到的。
政治老师姓周，四十多岁，教了十几年政治课。那天下午他进教室的时候走路比平时快了两步，腋下夹着教案和一张卷着的报纸。他把报纸摊在讲台上——不是往常那种“今天我们来学习“的开头。
“今天不讲课。“他把报纸举起来。“听我说。***同志南巡了。“
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后排有个男生在翻课本，手上突然停了。建国坐在第三排——还是第三排那个位置，入学第一节英语课被点名的位置。他把手从桌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
周老师说这段话的时候眼睛发光。他说了很多——发展、机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的都是课本里起着的词但比平时讲得要快。他说到“你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的时候把报纸放下，看了一眼教室里的人。教室里没有人动。前排几个城里来的同学在交头接耳，建国左边靠窗的男生拿笔在桌上画了一杠，画完又擦掉了。
建国把老师的话记住了。不是每一句都记住，是记住了“南方“和“机会“，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对他来说还不太顺——南方的机会，他的家在北方。下课铃响了，周老师把报纸卷好夹在腋下，走到门口突然停了一下。“大家回去想一想。“他说完走了。
走廊里几个男生在议论打工的事。“深圳那边一个月能挣两百多。“有人说了一句。另一个说“那坐火车就得五十“。建国从他们旁边走过去——他听见了，没插嘴。他往宿舍走了。路上他想起去年王威在海龙面前说的“地里今年怎么样“——二百多块钱一个月，王威在磨面和水渠之间来回算，一年下来的结余不够一个月的深圳工资。建国把这个数字记住了，但他不知道这个数字有什么用。
海龙的消息是从信里来的。
表叔跑长途的时候顺路捎回来的——一张纸，信封是汽修铺的公用信封，上面印着铺子的地址。信写得短。海龙说他换了一家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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