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台——有人在说“世纪之交“、有人在放音乐、有人在回顾一九九九年的大事。他把音量关小了一点，让声音在房间里作为一种背景存在——不认真听的时候，收音机里的声音和窗外的风声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均匀的、低沉的嗡嗡声。
他从抽屉里把那本《新华字典》拿出来。不是要查字——他翻到夹着考研报名表的那一页，把报名表抽了出来。纸在手里放了大半个月，边缘已经卷了。他没有打开看——直接把它顺着桌角撕了，撕成两条，叠在一起再撕一次，撕成了四片，放进了桌角的垃圾篓里。然后他把字典翻到扉页——王威写的“保重“两个字。蓝墨水，墨水的颜色褪了一些，但笔迹还是有力的。他用手指在“保重“两个字上摸了一下——纸面是平的，指纹滑过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凸起。但七年前他第一次摸的时候是有凸痕的——纸背上的凹痕被时间的压力一点一点地压平了，现在只剩下一层极淡的、几乎感觉不到的起伏。
他合上字典，关了收音机。
电流声停了以后，房间里的安静变成了一种有厚度的东西——它不是在到来，是本来就一直在那里，收音机的声音只是把它盖住了。收音机关掉以后它又浮了出来。建国坐在那张桌前，在那层安静里坐了很久。他拿起了桌上的搪瓷缸，举到嘴边——缸子是空的。他又放下了。
零点之前他走回宿舍。没有看表——不知道几点，但窗外的县城街道上没有人声，没有汽车喇叭，没有鞭炮。所有的声音都沉寂下去了，像是在等着什么。他站在窗前。后院里那棵槐树的枝杈在路灯下投着光秃秃的影子——每一根枝条都清晰可见，从树干出发，分叉、再分叉、再分叉，一直到最细的末梢。
远处——非常远的地方——有一声闷响。像是一扇铁门被风吹得关上了，又像是一挂鞭炮在隔了好几个街区的地方响了一声。然后安静了。那个声音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二〇〇〇年就这样到了。没有敲钟，没有倒计时，没有烟花——至少在建国的窗户外面没有。
他站在窗前没有动。县城上空的夜是漆黑的，没有暖色的光，没有反射的光。安静得和任何一个冬天的夜晚一样。但他知道现在是二〇〇〇年了——不是因为有人告诉他，是因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说过了，因为日历上印着，因为从今天开始他填任何日期的时候都要在年份那一栏写下一个新的数字——一个他以前只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过的数字。
他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冷空气从窗缝里涌进来——和一九九九年的冷空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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