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晚报上看到“亚洲金融风暴“——他不太懂，但把那页报纸留下来了，在报头上写了“记住“两个字。现在二〇〇〇年，他在修一辆凌志的时候听到了“WTO“——三个字母。
他站在那辆凌志旁边，手在抹布上擦了两下。车主已经把车发动了，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摆了一下，开走了。海龙站在举升机旁边，把那块抹布叠了一下放回工具车上。然后他走到工具箱前面，蹲下来，打开箱子。最底层——压着工具箱底板的深处——有一张一九九八年的报纸。他没有把报纸拿出来，只用手在最上层碰了一下，然后把工具箱盖上了。
WTO。他把三个字母在心里拼了一遍又一遍。他不知道这三个字母具体会改变什么——但他知道它们和一九九二年的“南巡“、一九九八年的“金融风暴“一样，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字。那个东西会改变所有人的路——包括他的。他站起来，把工具箱的锁扣扣好。十二月了。这一年快过完了。
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建国在办公室把最后一季度的报表整理完，夹进档案夹里。他的腰上别着那只BP机——现在已经不会总用手去摸了。转制以后的新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人一张桌子，桌子之间隔着一段刚够一个人侧身走过的距离。靠窗的那张桌上放着一盆文竹——不是他从老李手里接过来的那盆，是新买的。老李那盆在他办公室窗台上长了一年多，夏天的时候活过来了，重新发出了几根新枝。十二月初的时候他把那盆文竹从办公室带回了宿舍——不是因为它死了，是因为他想带回去。
他把档案夹放进柜子里，站起来。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有四根，全部亮着。窗户关着——十二月的冷风被挡在玻璃外面。隔壁科室有人在打电话，声音隔着一道墙传过来，听不清说什么，但能感觉到那种语调——不是紧急的，是日常的、平和的、不急不慢的。
他伸手把桌上那盏绿罩子台灯关了——灯的灯泡热了太久，关掉以后灯罩还在慢慢散热，他的手掌从上面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温度——然后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经过的时候亮了，他走过去以后又灭了。二〇〇〇年的最后一天，和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天一样，县城的街道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建国走回宿舍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不认识，互相没有打招呼。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长、交错、分开、缩短，然后各自走远了。
宿舍里的暖气比办公室弱一些，但比外面暖和得多。他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的钩子上——钩子是上一任住户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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